所以我想請您給我們這些焦慮的中產階級一些建議。劉仲敬：這個就是守株待兔了，因為收入、大學和階級地位之間的聯繫是一個偶然現象，是產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人類歷史上只有幾十年的偶然現象，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就像是寓言中的那個宋人、兔子和樹樁之間的聯繫。他因為一次在樹樁旁邊撿到死兔子，就斷定樹樁是一個合適的陷阱，每一次都能夠找到死兔子，但是實際上兔子在別的時候根本沒有撞上樹樁。如果你的目的是兔子的話，你當然應該去尋找有兔子的地方，也許是樹樁，也許是森林，也許是其他地方，而不是死盯着樹樁，因為這兩者之間是沒有內在聯繫的。
首先我們要注意，「中產階級」這個概念是二戰以後社會學發明出來的一個概念，它本質上就是不正確的。不是說有缺陷，而是不正確。它的假定就是，民主社會的支持者是一個巨大的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是由其收入建立的，但是這跟歷史發展的邏輯截然不同。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民主社會是封建社會的繼承者，它之所以能夠維持其自由民主，不是因為有中等收入階級的存在，而是有大量的自組織團體的存在，而自組織團體跟它的收入沒有直接關係，跟它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卻有直接關係。
能夠維持自由的是什麼呢？就是中世紀封建歐洲自古以來留下來的各種法人團體，包括大學。大學是什麼樣的組織呢？是一群學者收了一群學生，像孔子一樣向學生收費，給學生上課，他們全是市場經濟式的自願組合。
有一群學者和一群學生覺得，團結起來向國王或者羅馬教廷要一個特許狀可以使他們更加NB一些，不僅面子有了，同時跟其他各路諸侯和其他勢力打交道的時候也處於更加有利的交涉地位，於是他們就這麼做了。有些人成功了，於是拿了教廷特許狀的就搞出一個博洛尼亞大學，拿了國王特許狀的就搞出一個牛津大學；沒有拿到特許狀的，正如他們所預見到的，就漸漸被歷史所淘汰了。拿了特許狀的好處很多，因此他們就變成了一個法人團體。例如，像臺灣的市鎮在三十年代獲得法人團體的地位以後，它就可以選舉自己的議員、評議員之類的了，那麼地位就不一樣了。
沒有這個法人團體地位之前，日本派駐臺灣的總督可以對他們做很多事情，他們只能夠接受，不能夠自己做主。牛津大學變成一個法人團體以後，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一個准國家的權利，包括戰爭權利和外交權利在內。它可以跟牛津市打仗，最初的理由也許是某一位教師或者學生欠了牛津市民的啤酒錢，雙方解決不了，然後就通過戰爭來解決了。就像英國東印度公司可以跟萬丹的蘇丹或者跟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打仗，像一個國家一樣，這是中世紀的正常現象。
所以，中世紀大學的學者和教師都是攜帶武器而且經常決鬥的。大學的旁邊經常就有醫生開業，理由就是，年輕人總要打架，打架以後肯定會受傷。醫師當然也有醫師的行會，而醫師的行會也是像大學一樣，也是有他們自己的特許狀的。中世紀的自由就是，各種這樣的特許狀構成的法人團體各自都在行使一個准國家的權利，其中包括經常打官司，包括經常到國會去告狀，包括經常打仗，這個仗是幾百年都打不完的。
包括大學、行會的這些團體，本身都在維護自由。例如，屠夫的行會擁護勃艮第公爵，而麵包師的行會擁護奧爾良公爵，解決不了，雙方就打起來。顯然，無論是哪個公爵當權，由該公爵輔政的法蘭西王國都是拿這些行會沒有辦法的。這就是封建性的自由。
民主社會由封建社會直接轉型而來，它的自由是什麼？就是我們所說的NGO。如果說誰幹了什麼事情，美國基督教保守派要抗議了，或者左派的公民權利自由協會要抗議了，或者說是黑人權利平等協會又要跳出來了，這些團體彼此之間的關係跟牛津大學和牛津市的關係差不多，經常是你死我活，誰都覺得對方是邪惡勢力的化身。但是他們的衝突和平衡保證了民主社會的存在，保證了任何一位總統都不敢隨便胡來。
如果這些團體不存在了，那麼行政官的專制就會不可避免。這些團體是中產階級嗎？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但它們的鑒定標準肯定不是錢多錢少。廣東十三行的那些商人比起歐洲商人來說要富裕得多。
威尼斯和倫敦剛剛建立的時候人口不過一萬，他們那些所謂的商人有一多半都是鞋匠和手藝人，論錢來講的話比東方大君宮廷裏面那些養尊處優的金銀匠差得多，但是他們有行會。這個行會允許他們：第一，選舉市政官的時候他們有份；第二，他們可以驅使他們的城鎮向包括國王和教廷在內的其他政治勢力宣戰；第三，他們的城邦內部打內戰的時候，他們的行會可以像一個小共和國一樣武裝起來去打別的行會。這些力量保證了他們的自由。而錢更多、但是可以像家畜一樣隨便宰殺的那些宮廷金銀匠和桑弘羊那些鹽鐵官商是做不到這些的，所以他們維持不了一個民主社會。
那麼，戰後的中產階級是由誰組成的？有一部分跟十九世紀的美國一樣，像《小鎮畸人》那些文學作品中描繪的美國一樣。一個普通的小鎮上有誰呢？銀行家，學校教師，牧師，各種手藝人，這些人就是當地的中產階級。
他們有自己獨立的團體，牧師當然有他們的宗教團體，手藝人有他們的行業團體。醫師呢，醫師跟大學一樣，是封建傳統保留得最好的，他們的專業集團的排外性和內部的法庭是保持得最強的。這些人就是當地的精英。像馬克·吐溫的小說中描繪的，出了什麼事情，誰出來呢？
就是撒切爾法官，這個法官其實也是民選的，然後就是牧師、教師諸如此類的，其實全都是民間團體的人物，出來開非正式的會。這就是社會自組織的運轉，他們並不是縣太爺和皇上派來的人替他們解決，社會自己能夠解決各種問題，這些人就是民主的基石。戰後增加了兩種人，一是突然變得龐大的政府雇員，二是大公司的職員。這兩種人按收入來講，比起原先構成中產階級的那些人來說可能還要更多一些，因此也被社會學家放在中產階級裏面了，但是他們的獨立性卻更弱。
所以他們的出現實際上是削弱了民主，而不是加強了民主。但是社會學家和現在的中產階級往往是把這種人作為羨慕的對象，因為他們的就業有保障，收入更高。雖然他們的獨立性反而比以前的雜貨店老闆更弱了，但他們比以前的雜貨店老闆更有錢，所以就會受到更多的羨慕。但是實際上，二十世紀，特別是二戰以後的西方，是西方長期自由傳統的墮落，而不是發展。
只是他們受到的損害比蘇聯要少，所以，蘇聯要倒，他們還沒有倒。但是，留下的問題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出來了。其中的一個必然產物就是，這樣的連接無法繼續，因為這樣的連接本身就是總體戰的產物。總體戰以前的國家不需要這樣龐大的政權機關。
如果沒有蘇聯的話，FBI和中央情報局都不會存在，這麼多雇員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只是撒切爾夫人、道格拉斯寡婦和牧師這些民間人士組織的志願者團體顯然是對付不了克格勃間諜的，所以你非得養一幫專業人員不可。所以它是在被動的情況下不得不以比蘇聯小得多的方式擴大了政府官員的數目，同時也產生了官方贍養的比如說火箭研究專家、為國防服務的這些冷戰科學家團體。這些科學家團體獲得了很高的收入，受人羨慕，但是他們完全不符合自由秩序的要求。
以前的科學家團體，像皇家學會，他們就跟牛津大學一樣，跟皇家根本沒有關係。所謂「皇家」，只不過是問國王要了一個特許狀而已，是自己一撥人自己組織起來的自治團體，這樣的團體才是有利於自由的。而國防部發工資、宇航局發工資養著的這一批留平頭的數學家，他們像所有的公務員一樣，對自由秩序是不利的。當然，在冷戰結束以後，他們的前途跟蘇聯的國防工廠的人員一樣，社會地位、收入和就業前景極大地削弱了。
同時，二戰以後的大學爆炸一方面是民主化的產物，一方面也是為了迎合這個階級的擴張，給他們提供專業訓練。這樣一個大學的市場現在急劇縮小，臺灣和日本的很多大學都面臨着招生困難的問題，一方面是老齡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冷戰結束必然的結果。原先這些人是培養什麼的？答案是，他們是培養科舉人才的，他們是培養為相當於封建領主的大企業的企業家服務的管家一類的人才，他們沒有決策能力，他們是跟着走的。
如果有這樣的大公司存在的話，他們可以替大公司或政府辦事並提供技術服務；如果不再需要有大政府或者大公司，被更多的小公司取代，他們就沒有出路。那麼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如果他們要維持過去的地位，那麼產生他們的這個1950年社會已經不存在了，而且他們的存在本身是有害的，他們不可能回來。日本所謂的從「一億總中流」到「M型社會」，正是這個階級垮臺的一個寫照。
但是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這個階級就不存在，他們也沒有存在的必要。那麼就要看你的目的是怎樣了，你不能刻舟求劍去找大學。大學原來的用途是一個封建團體，二戰以後興起的這些技術性的、為政府服務的大學實際上就是對原有大學傳統的背叛。你不可能依靠守着樹樁就能夠得到過去的兔子，兔子不再走這條路線了。
如果你的目的是取得相應的社會地位的話，那麼你瞄靶子就要瞄得更高一些。所以，你必須去追兔子，而不是去追樹樁。強迫自己的小孩上大學，上那些文憑已經不再有用處的大學，就是追樹樁的做法。美國有一個作家叫做阿爾特·巴克沃德(Art
Buchwald)，他寫過一篇諷刺小說就是，一個在國防部工作的尖端科學家在冷戰以後像我們經常看到的那樣失業了，然後他寫了一封求職信，給某某大公司的老總把他做出的偉大事蹟列舉了一通，然後該公司的主管人事的副總經理恭恭敬敬地向他回敬說是，「對不起，我們公司現在也在裁員。您老人家是非常偉大的，但是我們確實是在裁員。」然後他就不得不減低要求，再寫一封信，這一次他只是簡簡單單說他是普通科學家，找了一個小公司，然後被一個人事部主任又給回拒了。他每一次寫的信都要隱瞞一部分學歷，每一次都被更低級別的人員拒絕。
到最後，他故意寫了一封充滿錯別字的信，說，「我是一個卡車司機，你們要招人嗎？」於是就有一個小運輸公司的老闆，他同時也是該公司的人事部主任和其他所有的負責人，因為他的公司跟夫妻店沒有什麼區別，寫了一封信：「歡迎上車，我們一起玩兒吧~」然後他就去開卡車了。這就是冷戰以後美國社會的真實寫照。當然，你不一定非要這麼做不可。
對於社會和對於你自己來說的話，你應該模仿的對象是那些有結社能力的人，就是建立牛津大學的那些學者。你們要維護自己的利益的話，主要是不靠你們的收入標準的，而是靠你的團隊的政治遊說能力和在社會上發揮的政治能力。像牛津大學那一批人，他們搞出的特許狀團體就證明是非常成功的。你要是有這樣的能力的話，那麼你得到的不僅是中產階級的地位，甚至得到封建諸侯的地位也是可以的。
想要達到一個比較低的目的，你就要瞄得比較高。同時，臺灣的中產階級有一個不同於美國和其他地方的中產階級的特點：它是冷戰結構的產物，是冷戰產業鏈重置的產物。日治時期的臺灣除了金融業、糖業和其他一些產業以外，基本上不是一個工業化地區。它變成一個工業化地區，除了自身的教育素質比較好、能夠提供相應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訓練有素的勞動者以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冷戰時期，特別是在越南戰爭時期，美國把產業鏈放到臺灣、新加坡和其他市場頭上。
如果冷戰以另外一種形式產生的話，即使你也有同樣的其他條件，產業鏈仍然可以不在你這裏，你仍然可能會跟古巴、巴拿馬或者其他什麼地方差不多。同樣，在後冷戰時期，由於產業鏈是從東南亞向中國大陸遷移，臺灣的產業出現明顯的空心化，所以臺灣中產階級在賬面GDP的成長過程當中陡然感到壓力增大。那麼，解鈴還須系鈴人。臺灣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是這樣的：它是美國世界體系的一個外圍部分，它的繁榮和產業鏈主要不是依靠自身的能力，而是依靠美國主導下的國際分工得到的。
所以，你要想維持這種地位的話，就必須緊跟着產業鏈的下一輪重置。因此目標很清楚：你必須把你的產業鏈跟着挪到印太地區。這就是以美國為核心的這個世界體系的下一步，中美貿易戰其實就是為下一步的全球產業鏈重置做預備的。美國商人抱怨說是，川普的關稅大多數都加在了美國在華企業頭上，而中國的所謂出口，包括逆差順差之類的東西，其實主要是美國和日本的、也包括臺灣的在華企業創造的。
但是川普的目的就是要壓一壓你，迫使你撤離中國，一部分回流到美國本身，改善美國的就業，一部分流到東南亞、印度和墨西哥這些地方去，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所以，臺灣應該做什麼是很清楚的事情了。這對於臺灣來說就是另一次越南戰爭，你要在這次產業鏈重組當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你不能使你的企業在日本和美國的企業撤退以後仍然留在中國境內，那樣的話你自己就變成一條向中國輸送技術的胡志明小道，甚至你也可能被美國踢出去。
我們要明白，安特衛普和阿姆斯特丹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安特衛普如果淪陷的話，資本迅速地逃到阿姆斯特丹去，安特衛普的人變窮了，這是你活該，沒有任何人能夠救你。臺灣也可以被擠出去，它可以落到跟上海一樣的下場，然後同樣的產業鏈移到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都是有可能的。現在的臺灣人可能有點瞧不起菲律賓，但是1950年的菲律賓比臺灣富，它受過教育的人口也比臺灣多。
它之所以會弄成這樣，是因為它在冷戰那一次全球產業鏈重置當中沒有找到位置，而臺灣找到了位置。下一次全球產業鏈的重置當中，如果你不去的話，現在墨西哥人已經以閃電一樣的速度跳上去搶了中國過去幾十年的位置。下一步，菲律賓要不要搶臺灣的位置，或者是馬來西亞要不要搶臺灣的位置，這是說不準的事情，所以你必須迅速行動。這是一個整體性的、全社會的行動。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就不能夠株守自由主義關於小政府的說法，政府只管一點點事情，民間各顧各的，各自獨立決策。實際上這種事情像是一窩螞蟻的行動一樣，是一個全社會的集體協調。任何一方面出了毛病的話都會牽扯到其他部分，所以它需要一個整體性的、全社會性的轉移。當然這樣轉移以後，臺灣恐怕就會像歷史上的爪哇和馬六甲一樣，變成印度-東南亞體系的一部分。
印度-東南亞體系從屬�葡萄牙和荷蘭的歐洲體系，而爪哇和馬六甲是這個體系的末端。現在的情況是，美國和日本主導的這個體系把末端輻射到墨西哥、東南亞和印度，中間的位置是留給臺灣的。你上去就上去了，上不去的話自然有別人來做。所以，你只要抓住了這個機會、在這個產業鏈中有一個位置的話，沿着這個產業鏈，成長出一批新的、規模甚至可能比越戰時期以後臺灣七十年代經濟革命成長出來的中產階級更大的中產階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
如果你錯過了這個機會的話，你原先那個老中產階級在舊的產業鏈已經不存在以後，你全部的技術都沒用。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企業和德國政府留下來的那些出身良家、受過優等教育、但是整天嗷嗷待哺的化工學博士、這個博士那個博士一樣，他們的命運甚至還不如殖民地的普通農民強，就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把它的產業鏈打垮了。這個才是真正命運攸關的事情，跟你上的大學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如果你在這個產業鏈上面，那麼你所需要的職業培訓會相應調整的。
原來的大學可能不適用了，需要解散、需要新的學校或者其他形式的教育也未可知。如果產業鏈不存在了，你的那些大學跟你原有的空心化的產業一樣，面臨的命運必然就是沒落。這個才是你真正需要關心的事情。如果把這個產業鏈引到臺灣來、使臺灣在美日和印度-東南亞之間的那個樞紐地位得以確認的話，其他的枝節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臺灣的中產階級跟北京和上海的中產階級不一樣，他們能夠對政策施加一定的影響。所以，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你們都還輸了的話，那你們就活該了。上海和北京的中產階級是註定要當肉豬的，現在他們的命運已經無法挽回；但是你們也去跟着他們一起完蛋的話，那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了。主持人：您提到美國的印太戰略和未來的二、三十年，其實這一點我覺得，臺灣雖然做得不夠多，但是確實目前的政府對於「新南向」——就是往東南亞這個地方發展是很有琢磨的。
您之前提過，這個體系應該是以美國和日本為主的。從二十世紀以來，日本一直都是東南亞的解放者。請問一下，您預期在這種狀況下，臺灣中產階級的小朋友未來應該是要先把哪些語言學好？除了英文之外，您覺得日文、西班牙文還是東南亞的語言會比較重要？
劉仲敬：日語是比較重要。日本在東南亞的問題就是，它的節奏沒有掌握好，就是說它的產業成長節奏跟它的外交政策節奏不配套。四十年代的大東亞共榮圈之所以失敗，這就是主要原因。日本其實在東南亞第一波發展的時期是封建時代，各戰國的冒險家之類的在暹羅和馬來群島都已經建立起了很多像土邦一樣的東西，或者在宮廷裏面做軍事主力。
但是德川幕府的鎖國把這一切打亂了，明治日本等於是重新開始。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日本在南洋的經營仍然是不平衡的，也就是說二戰以前的日本的問題是資本不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的主要企業很少有不依靠英國金融資本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情況稍有好轉，但是遠遠沒有達到歐洲所謂的帝國主義列強有大量富裕的資本輸出的地步。例如像荷屬東印度群島，日本在四十年代在這裏的人，一般來說，企業家就是藥店店主這個層次的，是很小的企業，資本明顯不足，改信伊斯蘭教、研究當地社會的學者倒是很多，兩者之間是不平衡的。
日本的南洋研究很夠硬，對南洋土族獨立運動的扶持很到位。因此就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現在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是日本軍政府建立起來的那個預備政府的直接繼承者，它的法統來自於這個預備政府，它的國軍來自於日本在爪哇組織的鄉土自衛軍。這個軍隊在日本投降以後掌握了日本人故意送給他們的武器（其實臺灣有人想做類似的事情，但沒有成功），然後就跟荷蘭人打了起來。它不像是馬來西亞和大多數東南亞殖民地是由英國這樣的宗主國遺留下來的法統，英國封的這些作為英國貴族底層的馬來王公和英國建立起來的代表會議建立了馬來西亞；而印度尼西亞卻是日本留下來的代表會議和日本留下來的鄉土自衛軍國軍建立起來的，而不是荷蘭人留下來的政治機構成長起來的。
這個歷史淵源是一直存在的，但是日本在東南亞的資本成長到足以左右局勢是1960年代以後的事情，甚至是1970年代以後的事情。在日本有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時候，它沒有充分的資本；在它有充分的資本的情況下，它又沒有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力量。其實這是明治以來日本在世界秩序當中資源捉襟見肘的一個體現。資源不夠，拆了東牆補西牆，拆了西牆補東牆，總是不夠。
它要達到歐洲列強的那種從容——特別是像英美那種怎麼也不愁資源、四面八方都可以從容展布的局面，是始終沒有做到而且也無法做到的。但是，日本比起第三世界的國家又要強得多了。這些東西都是我所謂的那種先天條件，先天條件是你無法改變的。所以日本在戰後採取的做法就是，在外交和軍事上依賴美國，只做經濟和社會上的擴張，在東南亞和非洲做各種經營。
在這方面，它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東南亞的外資，日本是獨佔鰲頭的。因為臺灣的產業鏈以及核心技術長期以來都是依附日本的，所以它把這個現成的准封建式的關係加以利用是完全可以的。你完全可以看出，這種關係跟封建時代大城邦的城主和小城邦的領主之間的關係其實是非常相似的，它是一種非正式的、依靠人脈來維持的對等但不平等的聯繫。
這個人脈關係，因為它本身就是自發秩序的一種，是很容易複製和擴張的。像關東武士拓殖關東或者像是十字軍騎士團拓殖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國一樣，是自動地會擴張到新的地方去的。戰國時代的這些武士團體跟鄭之龍或者其他什麼海盜商人合作，到東南亞擴張，已經是這種活動的先聲了。所以，臺灣要加進去，按說不但是可以的，而且任何其他地方都沒有臺灣這麼好的條件，因為它原有的關係是現成的。
最重要的東西，一般來說，尤其是在二戰和冷戰以後，不是物質資源，而是組織和關係。所謂做生意是什麼？就是我認識一幫靠譜的人，沒有資本我也可以變出資本來做生意去。如果我只有幾個孤立的死錢，什麼人都不認識，我硬做，會做到破產的。
任何事情都是這個樣子的。只要暗中的、底層的關係在的話，上層的東西被打垮也是可以重建的。臺灣在這方面是有這個關係，是完全可以利用的。各地方的語言，那麼重要的當然是新興資產階級的語言，而不是他們的國語，國語跟地方上正在成長的各小民族和民間社會所使用的語言是不一樣的。
東南亞國家和印度普遍是有兩種體系：一種是像土耳其那種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主持的投資和建設項目，它們必然是由使用國語的官僚主持的，但是這些項目是沒有前途的；而民間自發秩序產生出來的商人經常是很土鼈的，經常是比如說使用印度南部各邦的土語，信奉那些比國大黨那些講英語的紳士顯得更土鼈得多的地方民族主義或者其他什麼意識形態的。土耳其那些信奉伊斯蘭教、用沙裏亞法的小商人跟國家建設項目的官員之間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是土耳其社會分裂的關鍵所在。東南亞和印度普遍存在這種現象。你要是真要賺錢的話，你就得想到你事先走哪條道路。
你不能兩者得兼，走了一條路，另一條路就走不動。政府主持的大項目，比如說水壩、水利這些項目，那就是國語路線，這種項目是只有有政府背景、有官方背景的人才能夠走的，但是你就沒有辦法進入新興的民間市場；民間市場，那麼你就要跟他們能夠進行相應的連接，那就要熟悉他們的地方性語言，比如說泰米爾語或者萬丹方言之類的東西，跟國語不同的地方性語言，跟地方社會培養出來的小商人發生關係。這個關鍵就在於你自己是哪一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