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現在中國的外交處理方式跟蔣介石當委員長和汪精衛當行政院長的那個時代是差不多的，是不連貫的，是不同集團發出來的。香港政府的做法無非是表明，公務員是當不了政治家的，公務員集團沒有政治能力。他們的本能就是把一切推出去，避免自身承擔責任。而他們的工作習慣還是像以前那樣。
以前他們可以推給英國政府，但是現在已經不是英國政府了，變成了中國政府，所以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而他們仍然準備像是過去依靠英國政府那樣，有問題就推出去。按照疫情而推遲選舉是很常見的事情，比如說像波蘭就是這樣的。但是你要從香港自身的角度來講，推遲一年對別人是另說的，對香港政府則是越來越糟。
這是必然的，因為香港政府的財政手段和技術手段都是公開和固定的，是鎖定性質的，是十九世紀小政府的規模，不經過革命性和戰爭性的大更動是沒法改變的，而他們連行政性的決定都不敢自己拿主意，事事指望別人承擔責任，他們怎麼敢做這樣的大變動？政治家肯定能夠看出這種做法是自殺性的。拖延對有些人有好處，對有些人沒好處，而香港政府肯定是絕對的輸家。但是公務員沒有政治能力是很明顯的事情，所以他們會採取自殺性的做法。
要不然以他們那種左右逢源的資格，如果要折騰的話，是可以折騰出很大的利益來的。而他們完全沒有折騰的能力，這個恰好就是他們過去的政治中立的公務員行為準則造成的，使他們在關鍵時刻變成一些完全無能為力的人。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天下大亂的時候像冀州牧韓馥諸如此類的大角色會搞到被袁紹和曹操之類的編外人物輕而易舉篡奪的原因。他們按照過去的遊戲規則，完全沒有能力運用他們手頭的巨大資源。
而敢於冒險運用資源的人是在體制外圍，甚至是在江湖之上，根本就不在乎那些規則。結果，權力和資源就迅速轉移了。香港政府就處在這種狀態，他們完全沒有在梟雄眼中看來是基本常識的那種東西。這樣一來你也可以推理出，為什麼像毛澤東這樣的江湖梟雄式的人物非常瞧不起士大夫、知識分子或者諸如此類的人。
在他們看來，這些人完全是白癡。當然反過來，江湖梟雄是完全沒有管理能力的。像香港的那些精英公務員或者金融人才所幹的事情，他們這種連中學數學都不及格的人是根本看不懂的。但是他們肯定可以看得出來，在一年以後，錢也沒有、裝備也沒有的情況之下，你的處境會越來越糟。
在處境越來越糟的時候，任何一個江湖人物，例如白寶山這樣的人，肯定會斷然運用自己現有的資源，果斷地打破原有制度的框架，去爭取新的資源。這樣做不一定會贏，但是至少會相對於其他人來說處於較優越的地位。但是這不是公務員的思維。例如，毛澤東在1946年曾經對他的部下說過這樣的話：你們不要看我們的困難很大，蔣介石的困難比我們更大，這就足夠了。
這一點，混江湖的人是懂得的。他們就懂得笑話中所說的，兩個人被熊追，一個人就蹲下穿跑鞋，對方問你跑得過熊嗎，那個人說我跑得過你就行了。江湖人都是習慣於這樣的，我只要比你死得晚一點就行了。他們經常都在毀滅的邊緣。
不要說別的，芝加哥和底特律的黑人社區肯定就是這個樣子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比如說白人中產階級沒有的那種經歷。很習慣於，在15歲到25歲的這個階段，童年時代的小夥伴有三分之一都在不知道什麼地方被槍手打死了。絕不會說像是白人中產階級的孩子那樣，死一個人是天大的大事、簡直要悲痛一輩子的那個樣子。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混出來的，所以他知道，比別人死得晚，等你到30歲的時候，你的小夥伴死了一半的時候，你就是黑幫大佬了。
到40歲的時候，你多半已經被別的黑幫大佬或者警察打死了，但是沒有關係，你還是當上大佬了。而公務員或者士大夫，包括那些投奔到延安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沒有這樣的想法。公務員的想法肯定就是，出多少資源辦多少事情。如果資源不夠，有上級領導在，我是避免承擔責任的。
當然，知識分子本質上是顧問，也是這個樣子的。一個醫生開方子是怎麼開的？你的身體狀態就是這個樣子的，我給你開的是你的身體狀態容許的最好的方子。你就是癌症，我讓你活五年已經不錯了。
你如果不聽我的話，責任是你自己的，諒你也賴不到我頭上。政治上的玩法不是這樣的，人家就是會賴到你頭上。你如果做一個江湖騙子，我管你活五年還是三年，先給我打一筆大錢，我給你開一張長生不老藥的方子，包你活二百年的一份金丹，把你哄住了再說。如果我老老實實說，你反正都是要死的，有我沒我都是要死的，人家當場就給你打上門來，先把你打個半死再說。
醫生是中產階級人士，他們不能理解這種亂七八糟的情況怎麼有可能，他們也不去跟這種人鬼混。但是政治上的事情都是這樣的，大家都是跟這種人鬼混的。所以，中產階級人士到了一定階段就要完全陷入癱瘓狀態。尤其糟糕的是，他們依照過去形成的經驗，以為老子就是優等生，你們這些初中二年級開始輟學打群架的小混混怎麼能比得上我？
你們想的東西肯定不對。如果我跟你們的意見一致，那才是奇恥大辱呢。他堅持說他是對的，而他恰好是錯的。他們會迅速毀滅，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迅速毀滅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你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你之所以相信自己是正確的，是因為你過去是成功人士。你的成功人士的經驗其實只是局部規則，而局部規則所依賴的社會環境已經不存在了。但是過去積累下來的自信心使你不能改變你應對環境的方式，因此你就迅速毀滅了。
最快的毀滅，來自於不能迅速根據環境來調整自己的應對方式。而這時候，江湖人士就要登場了。香港政府的這種表現，其實是去年就早已經暴露出來的：他們從他們理論上的上級那裏是不得要領的，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想當然的，他們並沒有把握能夠得到中國政府多大的合作。就好像是，宋哲元和張學良對於蔣介石會給他們什麼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
理論上講，張學良一直的主要目的就是，外交太TMD難辦了，都推到南京政府去，現在我太輕鬆了。這一點就是他沒有梟雄氣質的一個表現。如果是張作霖，他肯定會覺得，這樣的環境不正是我因利乘便的好機會嗎？趙大帥一天到晚指望着大清帝國替他出頭，而我可沒有這樣的約束。
所以過不了兩年，趙大帥的權力全都歸了我了。張學良雖然是張作霖的兒子，卻很不幸地像趙大帥一樣，而不像他爸爸。因此他也覺得可以推給南京國民政府，而南京國民政府其實還等着他派兵入關來援助蔣介石呢。等他在中東路事件或者九一八的時候需要援助的時候，蔣介石一個兵也出不來，反倒是蔣介石自己被馮玉祥和閻錫山他們打的時候需要張學良入關援助。
論軍事質量，沒有問題，張作霖留下來的那支部隊比蔣介石那支雜湊的部隊，軍事質量要高得多。後來在杭州辦飛行員學校的時候，滿洲軍的流亡飛行員和粵軍的流亡飛行員，人數和訓練標準都比中央軍要高。而他們居然會為中央軍效力，離開自己的本土，這本身就是中華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重大勝利。等於是實現了大多數殖民主義者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說弱者為什麼能夠統治強者。
但是中華帝國主義向來都是這樣的。楊家將的軍事素質當然比開封的雇傭兵要強得多。自古以來，中央大一統王朝都是藩鎮兵強，安祿山強，長安和洛陽基本上沒有什麼抵抗力。但是西方殖民主義者習慣於認為殖民主義是一種秩序輸出。
不用說，英國人肯定比印度人能打，俄國人肯定比布哈拉的埃米爾能打。如果是中央皇帝居然不能打，那怎麼會是他征服別人而不是別人征服他呢？這就是窪地最大的奧妙，也是西方人讀不懂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什麼楊家將要為大宋皇帝服務？
為什麼安祿山要為大唐皇帝服務？為什麼戈登將軍要為大清皇帝服務？窪地的帝國主義的根本秘密就在這一點。香港政府就是今天的張學良了。
張學良如果肯做張作霖的話，其實他是可以入關打蔣介石的。他指望蔣介石出來替他出頭，實際上只是把自己的資源拿出來替蔣介石做了犧牲，犧牲了大好的機會。毛澤東如果處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會立刻搞軍閥割據出來的，而中央政府至少在這兩年是拿他沒辦法的。中央政府如果有辦法，如果調得出成建制的軍隊，它現在的表現就不會是這樣了。
張學良如果是梟雄的話，應該很清楚，蔣介石、汪精衛和胡漢民瘋狂掐架，閻錫山和馮玉祥在鬧的時候，蔣介石是不可能拿他怎麼樣的，反而要求着他，他有什麼理由要服從南京國民政府？就算是要中國統一，我老人家像張作霖曾經做過的那樣，我自己當大元帥，讓你來服從我，不是很好嗎？他偏偏想不到這一點，這就是缺乏梟雄的素質。香港政府很明顯，它甚至拿不出一個決斷來。
到底該不該推遲，請中央政府決定。中央政府還要決定，立法會議延期以後，下一屆立法會的任期要不要少一年，還要這個那個。狗屁，中央政府如果能夠決定這些，你TMD現在就不會是這副模樣好不好，你連這一點兒推理能力都沒有。當然，有些事情就是這個樣子的，各方面的才能是相互排斥的。
例如，你要做一個三貞九烈的良家閨秀，那麼你要做一個交際花或者名妓恰好就是最不稱職的。你過去引以為自豪的那些閨秀訓練，正是使你沒有辦法掌握形勢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名妓和交際花看來，天下沒有這樣傻的，女子教育的目的顯然是為了使女人變得更傻。你如果不受那些教育、完全是憑自己的經驗辦事的話，你還會辦得更好一些。
但是反過來也是這樣。大家閨秀肯定會認為，我如果受了你那些訓練的話，我在家族內部的關係肯定是處理不好的，我的子女也教育不好，你們才是sb。其實沒有什麼sb不sb，只是各人應對的環境不一樣。香港政府過去作為消極行政中立的公務員、迴避政治責任的特點，現在已經使他們註定要毀滅了。
而我們看中國方面的情況。實際上是，習近平一直在依靠他信任的紅區黨辦事。他不信任白區黨，就像蔣介石不信任政協時期的張君勱和雷震一樣，雖然雷震也是國民黨人。理論上講，共產黨、民社黨和政協都是把他當作蔣介石的代理人的。
否則區區一個雷儆寰，別人跟你喝茶還可以，談判什麼？談判的前提就是，你能負政治責任。雷震也不敢跟別人說，其實蔣介石之所以讓他談判，是因為蔣根本不認為政協有什麼了不起，隨時都可以推翻。但是這話如果說出來的話，別人也不肯跟他談了。
所以，談判一開始就是會失敗的。同樣，蔣介石在1949年和1935年的外交是根據他的私人傾向，是像張沖這樣的特務人員來處理的。外交部的大佬，很不幸，可能是顧維鈞這樣的北洋遺老，可能是唐有壬這樣的汪精衛派來的人。總之，外交部是不可信任的，你跟外交部談出來的東西等於放屁。
蔣介石不一定能夠完全控制國民政府，他說的話不一定能落實，但是他隨時都有能力破壞外交部談出來的任何結果。他永遠是敗事有餘的，但是成事則是經常不足的。習近平就處在蔣介石的這種地位。他依靠紅區黨辦事，他不信任白區黨，當然更不信任香港政府和地下黨。
對於香港方面指望他提供的東西，他一樣都不給。對於這些人所辦的事情，他是放手不管的。有時偶爾管一下，是破壞性的。大多數時候是放手不管。
你愛管不管，但是反正我不會替你負責的。何君堯他們肯定是希望解放軍會派一撥人來保護他們，但是實際上解放軍派了一撥監軍來香港吃喝玩樂，還要靠香港警察去保護。其實這也是國民黨對張學良的做法。張學良在蘇聯人和日本人的夾縫當中感到日子不好混，希望蔣介石來保護他。
然後蔣介石給他派了一撥黨部來，黨部坐在他頭上吃他，而且這些人全是文官，沒有一個能打的。實際情況就是，人民解放軍和中國警察的裝備和訓練都比香港警察要差得多。按說的話，張作霖的兒子自己也是念過軍校的，他應該知道蔣介石那些雜湊的部隊根本沒有他的捷克武器，所以各方面的軍事素質都比他差得多。香港官員要弄清楚這一點也是不很困難的，但是他們偏偏被自己的思維定勢定住了，呆呆地指望那些戰鬥力還不如他們自己的人過來援助他們。
其實，這些人過來了也是惹是生非有餘。你想，他們一來，肯定會跟張作霖時代的奉系老臣發生衝突。而這也是在八王之亂的時候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勤王軍進了城，禁衛軍就覺得，你們看來還不如我們能打，我們憑什麼要向你們求救，我們先把你們做了再說。他們本身就會成為奉軍內部發生新一輪軍事政變的原因。
這也就是楊宇霆為什麼非死不可的原因。我為什麼要服從比我更差的人呢？他們如果來了以後，本身就會在系統內部引發衝突。這也是為什麼匈牙利警察會跟蘇聯人幹起來的緣故。
他們是見過德國人是什麼樣子的，看到蘇聯人來了，覺得你們TMD還不如德國人。儘管他們的領導已經是共產黨人了，但是普通的警察心裏面是不服的，所以他們就叛變了，才會有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今天的香港警察也是這個樣子的。實際上真到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很可能會像1956年的匈牙利軍隊和警察一樣，不是完全可靠的。
而中國軍隊還沒有蘇聯軍隊的那個戰鬥力，但是他們在香港肯定是比匈牙利人瞧不起的俄國人受到更多的蔑視。要服從他們本身，就會引起香港內部的體制分裂。這樣一種條件，對於曹操和袁紹來說肯定是發動政變的大好機會；但是對於韓馥和關東十八路諸侯來說的話，這則是王綱解紐，天下大亂，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然後什麼也不幹，等別人把他的權力奪走。習近平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
從他自己派系的角度來講，敵對派系的損失就是他的利益。像何君堯這樣的人拼光了，他是不會覺得可惜的。改革開放幹部出醜，對他在黨內的聲望大有好處。而且，會造成一種非他不行的局面，像西安事變的時候非蔣介石不可一樣。
想要殺蔣介石的人痛苦地發現，如果殺掉蔣介石，自己也玩不轉。現在形勢越緊張，習近平就越是變成共產黨所不可缺少的人。一旦沒有了他，共產黨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因此，白區黨和改革開放幹部會越來越沒有辦法。
他們越沒有辦法，對習近平就越有利。像選舉這種事情，就像政協會議根本不被蔣介石和軍統關心一樣，習近平完全不關心選舉勝利不勝利。但是田北俊是很關心的，而且地下黨也是很關心的。像自由黨那樣的小黨，如果在選舉中失敗的話，那麼它就完全失去了統戰價值，整個政治生命就結束了。
香港華人和香港建制派處在窮途末路之中，像宋徽宗時代的馬植這些燕雲十六州的親宋派人士一樣，時刻都希望英明的宋徽宗替他們出力。但是他們驚訝地看到，宋徽宗的所有政策都是在犧牲他們。而他們還以為他們是宋朝在燕雲十六州的唯一可靠的支持力量，完全無法理解宋國朝廷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雙方的邏輯都是一樣的。
這個跟印度人必須要維持錫克人和拉達克人、而中國人一定要鎮壓西藏人的道理是一樣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國家，最重要的就是壓制地方勢力。何君堯他們像白癡一樣。他如果是在深圳的話，肯定是打擊對象。
他那點力量在中國的標準來看，肯定就是必須削的藩鎮了。燕雲十六州的馬植這些人如果在宋太祖和宋太宗的時代，那肯定是杯酒釋兵權的對象。他們卻狂妄地相信，他們歸宋以後能夠得到更好的待遇。其實，遼國和金國給他們的自治權再怎麼差，都比宋國的範圍大。
他們在宋國的話，早就被削藩了。而他們卻說，我們的祖先也是中國人，我們要回歸中國。回歸中國，過渡期結束以後，被削的顯然就是你。宋徽宗的政策是什麼呢？
就是把燕人撤到內地，南官北調，北官南調，分散到各地。換到香港和上海就是，上海的技術人員和教師遷到西安和太原各地，分散到全國，支援全國建設。而且，他極其不信任這些人。這些人雖然打不過英國人，但是比起西安人來說好像還是很能打的，所以是一個潛在的危險。
最後在宋金戰爭爆發、燕人的很大一部分叛宋投金以後，他就對這些人實施大屠殺。那就好像是，比如說，上海人在中日戰爭以後投靠了日本人，於是內遷到重慶和西安的上海人都被蔣介石下令屠殺了，是一個道理。毛澤東遷到內地的上海技術人員什麼的，最後也是在各種運動當中首當其衝作為資產階級代表。這是完全公正合理的。
在廣大貧下中農和土鼈幹部的眼裏面，他們永遠也見不到任何一個美國人或者日本人。在他們看來，如果上海人不是資產階級，誰是資產階級呢？你不要以為上海人投奔了革命就怎樣，你總是比別的女人會打扮一點。什麼叫南洋小姐？
我們要注意，南洋小姐是印尼人眼中的赤色分子，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分子。印尼人看待她們的方式，就像今天美國人看待「安提法」(Antifa)一樣，純粹是赤色分子。但是她們跑到廣東去，到了華僑農場，周圍的土鼈農村婦女就覺得她們太會打扮了。就憑她們這麼會打扮，一定是資產階級分子。
下次運動，鬥爭資產階級的時候，不鬥你鬥誰呀？而且這是完全正確的。你站在兩者中間，情況就是這樣的。這一邊看你是左派，那一邊還看你是右派呢。
這就是為什麼站在中間地帶的小國最後非得發明民族不可。臺灣其實也是處在這個中間狀態，對這一點憑日常生活經驗和感覺應該也是有所體會的。像上海或者今天香港這種情況，你到了英國去，你發現自己很土鼈。你以為你已經很洋盤了，其實從那些幾百年來家庭教育都是講英語的錫克教或者拜火教家庭看來，你TMD土鼈得不得了。
但是你如果憤怒地感到，帝國主義歧視我們壓迫我們，我們永遠不可能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爭取到平等待遇，只有日益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可以給我們做靠山，然後你回去以後，你保證就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典型的帝國主義間諜特務，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代表。你不可能改造自己改造到足以讓廣大無產階級滿意的地步，這個道理就像是你不可能在英國嗖地把你自己的兒子變成比肯斯菲爾德勳爵或者拉布(Dominic Raab)這樣的猶太人的地位，這都是要慢慢來的。你要是回中國去，比如說我們敬愛的何君堯同志回中國去，那不用說，跟黃潔和薛兩清他們一樣，典型就是一個右派分子。
廣大革命群眾抓不住真正的反動派，真正的反動派也不會到他們那裏去。但是對於一片赤心投奔祖國的這些自以為是愛國者的人，卻完全可以把你打成反動派。而且，你要想把你自己教育成無產階級，那是辦不到的。你倒是可以把你的兒子和孫子變成無產階級，但是那已經是三代人以後的事情了。
班雅倫大概就是這樣的。她是南洋華人，跑到深圳來上學。她是我太太的同班同學，然後她跑到德國去罵港獨。她就是祖父學的第二代。
可惜她可能還是要當反革命分子的，但是她的女兒（如果她還有女兒的話）倒是可能變成真正的、不折不扣的貧下中農婦女。但是等到那時候，可能無產階級政權已經倒臺了，你變成貧下中農又成為全世界最不划算的事情了。這也是投機失敗的結果。投機失敗往往是害到自己的孫子頭上，而不是害到自己頭上。
像阿西莫夫他們家，他們的投機效果也是落在了自己的孫子頭上，受益者不是自己。有很多事情都是這麼算的。像楊尚昆他們，其實是在吃楊闇公那第一代匪諜為革命犧牲而留下來的遺產。這些都是祖父學方面的實例。
跟何君堯敵對的那些香港人，如果跑到加拿大或者英國來，他們在中國不可一世慣了，在大多數中國人眼裏面他們就代表洋大人，到了加拿大以後他們必然會渾身不舒服。印度人的地位比他們高，像鮑威爾將軍(Colin Powell)和卡瑪拉·哈裏斯(Kamala Harris)那些出身西印度群島的人的地位比他們高，西印度群島的黑人的地位比他們高。
我們不用說別的，從德裏克·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和奈保爾(V.S.
Naipaul)這兩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你就可以看出西印度群島人在英國殖民體系當中的地位。為什麼會這樣？他們是老家人了，在克倫威爾和查理二世的時期就是英國直轄殖民地。就在克倫威爾和查理一世打內戰的那個時候，有多少牙買加黑人和混血兒到英國去參加過內戰？
大西洋貿易開展得最早，他們跟英國是時時刻刻常來常往的。所以，他們的身份就相當於是在大清國入關以前就已經投靠大清的那些孔有德之類的旗人，這些人到了廣州就等於算是統治階級了，融合很深。印度人、亞洲人和冷戰以後才過去的東歐人，地位都沒辦法跟他們比。香港人比如說到了加拿大，肯定會被這些人踩在腳下，他們也不會十分滿意。
更不要說，香港那種十九世紀的小政府在全世界都已經不存在了，只有在香港存在。他們肯定要抱怨說，加拿大是左派的，因為加拿大的稅比香港要重得多，諸如此類。融合是很困難的，要等第三代吧，第三代還要落在印度人的後面。你如果回到中國去，你又融合不過貧下中農，要等到第三代才能像班雅倫那樣變成貧下中農。
我想到班雅倫，就是因為她跟我太太是同班同學，她們兩個就是祖父學的不同標本。同班同學，在這兩個十四歲的小女孩身上，應該是有一個相似的起點，但是接下來的事情就要看她們自己的政治決斷了。她們的政治決斷都要落在她們的孫子頭上，而不是落在她們本人頭上。從她們自己的一生來看，由於她們的起點是相似的，無論是投哪一邊，所需要的成本、磨難或者犧牲都是差不多的，但是種在自己孫子身上的結果卻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你投靠方向不同的結果。